1993年【電影年‧念電影】─李安的進階與啟示
撰文／聞天祥
《喜宴》在柏林影展獲得金熊獎，是一切熱鬧的開端。李安這部繼《推手》（1991）之後的力作，依然延用台灣資金、美國拍攝的模式，以自主的狀態完成一部「性愛v.s.民族」的通俗劇電影。影片描述一個長居美國的台灣男同性戀者（趙文瑄）為了對父母逼婚的催促有所交代，也順便幫租他房子的大陸女畫家（金素梅）領到綠卡，於是安排了一場假結婚的局，不料卻在新婚當夜給新娘「征服」，女方甚至懷了孕。意外的發展幾乎摧毀了他與美國同性愛人的關係，也引爆了情慾自主與倫理觀念的衝突。
▲《喜宴》劇照
嚴格說來，同性戀在《喜宴》只是被拿來測試道德尺度，並催化傳統和現代另覓新關係的藥劑罷了！片中男主角的父母千里迢迢地從台灣飛往新大陸，為的就是一場喜宴和傳宗接代。巧遇父親的老屬下主動為他們籌辦婚宴，是傳統倫常可親又動人的地方。然而推骨牌般的後續發展，把矛盾一個個揭露，眼見就要一發不可收拾，老父突然昏倒住院，卻帶出了荒謬的新契機。兒子在醫院裡向母親坦承性向，兩人約定不可告訴嚴父此事。事實上，父親早已嗅出內情，反而裝糊塗，在私下運籌帷幄。
▲《喜宴》劇照
那場趁機把紅包送給兒子同志愛人的戲，證明了傳統為遂其目的，不得不做的讓步；就另方面來講，也未嘗不是寬容與愛的表現。果然，最後大家心照不宣而各有所獲：女畫家得到綠卡、老父母能抱孫、兩個男人又重拾舊歡。也讓父親最後通過海關時舉起雙臂接受盤檢的V型手勢，弦外之音既是投降，也是勝利。
▲《悲情城市》劇照，導演侯孝賢
一部明顯帶有同性戀情節的電影成為台灣年度最賣座的國片，乍聽之下不可思議，然而與台灣不甚健全的電影生態相對應，卻又那麼地合理。本地觀眾對一級影展大獎的迷思並非首例，四年前《悲情城市》創下賣座紀錄已開風氣之先（在它之後於坎城影展得到「次獎」的《戲夢人生》，就享受不到這份優遇）。再者，《喜宴》的通俗劇傾向使它的同性戀議題相當溫和，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對異性戀者的意義要遠高於同性戀者受用的程度。家庭與傳統才是本片著力最深的部分，同性戀只不過是夾帶奇觀性質的引爆點，並不至於威脅到較保守的觀影大眾。
▲導演 李安
而李安之於台灣電影的最大意義，在於彌補了菁英與大眾的隙縫。雖然電影不該用「藝術」和「商業」截然兩分，但台灣菁英電影訴求小群知識份子，其他從俗劣作盡被港片取代的窘狀，已是不爭之事實。李安說故事的熟稔功力，人際關係的巧妙鋪排、不時湧現的幽默感，以及傳達價值觀的戲劇化程序，直接成就一種傳統但近年少見於台灣創作的電影型態，照顧到多數階層的觀影品味，此番意義更甚其美學進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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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提供：書林出版社／圖片：網路／整理編輯：痞客邦電影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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